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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岁那年，我不得不离开村子去镇上。用我爸爸的话说是，学校到顶了，我的头皮已碰到天花板了。
我的一二年级，包括学前的幼儿班都是在同一个教室里完成的，老师也只有一个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代课教师，村里除了她家里人，其他人都叫她老师。教室里的一块黑板被划成三部分，上完幼儿班的课，接着上一年级的课，最后轮到二年级，依次填满内容，谁也无法阻止一个幼儿听高年级的课，当然，高年级的人也被迫不停地温习幼儿园的知识。
我们一个学龄段大约六七个人，照理说我是可以跳级的，只是那时候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让我完成跳级。我每次都考一百分，考得老师也有点心慌，她总在找各种理由说我骄傲自满，其实我没有。
十岁那年的夏天，我从这个学校毕业，毕业典礼开完以后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捉泥鳅，老师叫住了我，她看着我，叮嘱我不要给她丢脸。我当时不明白，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只是红着脸站着。她仿佛有很多话想交代我，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。
长长的暑假结束以后，我们去了镇上的小学。那学校真大，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，我童年的第一次忧愁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从学校报完名回来，爸爸告诉我，那也是他读过的小学，以前是个庙，在那里他完成了这辈子所有的学业。
他还问我某某老师在不在，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人。爸爸说，他头发雪白，面色通红。我还是没有任何印象，上学的第一天，我不可能去关注某个老师，除非是自己的班主任，我们的班主任姓邱，是个小伙子，据说刚刚从师范毕业。对于这么年轻的老师，妈妈显得很担忧，她说老师很要紧，没有经验，很可能会影响学生的成绩。
事实上，妈妈的担忧是多余的，第一次单元测验，我又考了满分，而且是班级里唯一的满分，这让邱老师也对我刮目相看。他认为，像我们这些从村小上去的学生，大多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，很可能跟不上原来就在那里读书的孩子，但我是个例外。
唯一让我苦恼的是我的普通话，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，跟我同村的小伙伴都被我们原来的老师教出了浓厚的方言口音。我记得在邱老师的语文课上，他喊我起来造句，我把“爸爸妈妈”的发音说成了台湾口音，惹得整个班级哄堂大笑。
那是我觉得非常丢脸的事，尤其是坐在我背后的国光，他后来经常把我独特的口音挂在嘴边，用来取悦班级里的漂亮女生。
那以后，我变得不太爱说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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