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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大春
在短暂的三十九年生命中，太宰治写了二十年，自杀五次，并且在他的四十余部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集和随笔集中，对自己和日本社会的陈腐、伪善和罪恶做了无数次颠覆性的挖掘。
比较起太宰治晚年的《斜阳》（一九四七）和《人间失格》（一九四八），这本发表于一九四○到一九四四年间的短篇集《小说灯笼》已经算是非常明朗、温柔的了。在这本集子里，太宰治暂时收束起他早期作品中支离破碎的文体，让自己和读者都从现代主义庞大而纷乱的魔影下逃生，喘了一口气——然而，对于曾入精神病院治疗药物中毒的作者而言，这几年的“安定期”宛如囚者“放封”一般，只是为他晚期凄绝猛厉的自我毁灭蓄积精力的一个热身运动而已。
近乎凌虐仪式的自我质疑与解剖，似乎一直是日本近代小说家的文学救赎动作。太宰治即使处于一个温和的安定期间，仿佛也未曾背离这个传统。就拿《小说灯笼》这一篇为例子吧，它记述西画家“入江新之助”遗族——五个喜爱说故事的小兄妹，合为一篇“王子与女巫的女儿的爱情故事”接力小说，隐伏在浪漫热情（叙事情境）和亲切和睦（后设情境）的氛围之下，爱情故事“草草结束”，而“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”的长兄（一个沉默阴郁一如太宰治本人的家伙）以抄写《圣经》道德讲义来覆按这原本十分可爱的传奇故事所引发的轻蔑、讪笑却强有力地暴露出作者对“幸福家庭”的轻嘲。
较之《小说灯笼》，更具杀伤力的短篇《猫头鹰通信》《谁》乃是直接捣向作家（小说家）在虚矫冷漠和自卑疏离之间左支右绌的困境。这样的困境在《作家手札》之中，更借由马戏团主人对“我”的特殊待遇而深刻揭露出来——那是身为大地主富商幼子的太宰治的一份诚惶诚恐、“向往民众”的心态。一方面，太宰治无法摆脱自己贵族般的出身，却隐然以之为个人的歉疚与罪孽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敏锐地警醒到，文学救赎根本是一个不实无力的传统——写作除了益发将他和“产业战士”的距离拉远之外，更只能带给他自我挞伐的痛苦。让我们看一段《厚脸皮》的原文：
以电影来说，这三十张稿纸大概就像预告片，摆明了在宣传。无论如何低头垂眼，佯装谦虚美德，乡巴佬就是厚颜无耻，还以为他要说什么，居然是创作的甘苦谈。甘苦谈，真是受不了啊。那家伙最近认真起来了，好像也赚了不少钱，似乎也努力在钻研学问，还说喝酒很无聊，而且留起胡子。这会令听到的人瞠目结舌，直呼真的假的？总之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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